【侨报网综合讯】大家为什么不结婚了？推动中国婚育变迁的因素中，时代背景的转变以及产生的影响不得不提。

今年5月20日，在陕西西安，新人排队办理结婚登记。当天是“520”，因与“我爱你”谐音，许多新人都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婚。（图片来源：中新社）

“养儿防老”传统观念认同程度下降

北京《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迅速工业化、城市化，过往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生产模式不断式微，同时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也分担了子女在父母养老中承担的责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於嘉表示。

这样一来，直接带来了婚育观念、行为模式的变化。“过去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时代，结婚多为满足家庭、家族整体需求，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体现。而现在转型市场经济时代，社会分工明确，个人主义盛行，婚姻逐渐出现个体化趋势，向满足个体婚姻需求转变。”

最鲜明的观念变化，是人们对“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认同程度下降。父权文化削弱，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提高，进一步带动性别平等化观念，个体主义的兴起与两性观念的开放，亦令“大龄未婚”等带有歧视性的观念逐渐淡化。

具体到行为模式上，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人口大规模迁移，使得大量年轻人远离父母的“约束”，伴侣关系的建立更为自由，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同居，驱动婚前同居率持续上升，婚姻也不再是个体形成亲密关系的唯一方式。

但现实中，同居依然不是一种稳定的家庭形态，依然无法作为婚姻的替代。“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市场经济转型，消费主义兴起，使得人们更为强调婚姻与生育的经济基础，这又带动了结婚成本变高。”於嘉表示，“这个成本，不仅仅是婚礼或者彩礼等方面的费用，甚至还包括购置房产，后续的生育和养育成本。

上海第一财经报道，此外，结婚人数快速下降的原因包括婚育年龄推迟、适婚人数减少、疫情影响等多个方面。董玉整分析，现实生活中婚姻的稳定性，影响了年轻人对婚姻的向往。

39岁山东姑娘刘丹是坚定的不婚主义者：“对婚姻制度的不屑和抵制，可以说打死不从。因为喜欢随心生活，没有说非得结婚，非要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完全无所谓。”

为什么不结婚？不如问为什么要结婚

除了上述客观因素外，一些主观因素也影响着结婚率。

《浙江日报》旗下“潮新闻”报道，父母之命是其中之一。1989年出生的陈国湖今年34岁，按老家浙江省台州市的算法，他已经35岁了。“30岁的时候还不急，但35岁真的很急，你就会觉得40岁迫在眉睫了，压力很大。”陈国湖说，今年要努力脱单，主要是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以及生小孩的问题，会焦虑。

陈国湖30岁左右的时候，在爸妈的干预下，不得不与相恋三年的女友分手，原因是女生家在陕西，并且家里有一个读大学的弟弟和一个读小学的妹妹。“我是独生子，家里人希望我以后不要太累，怕顾不过来，所以一直不同意。”

在那个时候，陈国湖进行了“抗争”。他说：“女孩子比我小8岁，是同一个公司的，为了我从北京来到杭州。我们在一起基本没什么矛盾，主要是我家里的问题。”

“抗争”坚持不了太久。在陈国湖的描述中，女孩慢慢地觉得没有安全感，双方父母不支持的婚姻，嫁过来以后怎么办。“她害怕拖久了结不成婚，而且家里也催得急，再加上身边小姐妹陆续结婚生子，造成了压力。最后她提出了分手。”

最近一两年，陈国湖开始漫长的相亲之路。好消息是父母放宽了地域限制，说女方定居在杭州也行。

“与其问为什么不结婚，倒不如问为什么要结婚，我觉得这个问题更重要，看婚姻到底能给人带来什么。现在很多人恐婚，说到底都是对婚姻没信心、没期盼。”杭州一家民营企业的员工潘淼说，“结婚是个选项，我不排斥结婚也不排斥不结婚，关键有没有合适的人。”

工作多年，潘淼在杭州已经有房有车，生活自给自足。对于她来说，恋爱结婚不是救命稻草，“现在社会福利养老保障都还不健全，我能理解父母催婚催生，也是担心子女老了以后，无人照看。”

“最近看到一句话，当一个人觉得不恋爱不结婚也没关系的时候，可能正是适合恋爱结婚的时候。说明TA生活得很好，不需要依赖恋爱结婚。这样状态下，才能跟另一个人好好在一起。”潘淼说。

生活中，潘淼也会期待爱情，但她越来越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阈值在拔高。

在一些瞬间，潘淼也有冲动想要结婚，比如想分享的时候。她打算去环游世界，最好有个伙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