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网综合讯】这几天，当全中国舆论都在争论为何选择东北为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试点时，东北年年降低的生育率成为被最多提起的原因。但窥一斑而知全豹。东北近年来人口骤降，自有东北自身的问题，但也似乎不仅仅是东北的问题。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指某地在一个时期之内，通常指一年，出生人数与平均人口之比）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

全面放开二孩后，中国出生人口仍直线下滑

东北地区的生育现状或许只是全中国生育现状的一个典型缩影。2018年之后，中国出生人口直线下滑。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相关数据在2016年短暂上升之后，又逐渐回落，生育率提升幅度和持久性不及预期。

北京《健康时报》梳理了各省市统计年鉴发现，如果以2019年中国平均出生率10.48‰为标准，在内地31省市中，除了东三省出生率垫底，没有跑赢平均线的还包括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内蒙古、山西、江苏、湖南、重庆。

另一个被屡屡提及的现象是，随着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以来，全中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从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在31个省份中，除了广东、四川、贵州、宁夏、浙江这5个省份外，其他省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无论是东北还是全国，鼓励生育势在必行，这对东北和全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可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也是不得不为之的事。”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员易富贤认为。

山西太原年轻妈妈带孩子游园。（图片来源：中新社资料图）

“不想生、不敢生”成为年轻人的共识

那么，为何除了经济产能落后的东北，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的年轻人也对生孩子态度消极呢？

赵鹏（化名）抱着刚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妇产医院，当被问及是否还想要二孩时，赵鹏决绝地回答：“不想了！压力太大了。”赵鹏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压力就不小，一个孩子的抚养问题足够让他们伤脑筋了。

与他情况相似的还有33岁的菲菲（化名）。她是一名标准的都市白领，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乐趣，虽然已经结婚多年，生孩子这件事却从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现过，“我可能太爱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好吗?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针对年轻人的这些想法，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告诉北京《新京报》：“主要是生育意愿刚性，人从经济学角度，一直在做经济成本核算，生育孩子成本越来越高，但收益越来越低，以前养儿防老、劳动经济效用等，目前看这些效用在不断弱化。随着社会进步、政策改进，个人养老更有保障，但是养育子女过程中所放弃的人资资本投入和积累、影响职业升迁、影响休闲娱乐，挤占了大量时间、生活质量和职业成就，尤其是女性，损失更大，所以想法会更加减少。生育意愿低，不是东北独有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

“生育率下降就像从山上慢慢滚下的石头一样，是必然的，但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这块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了，想将它往上搬就很难了。”易富贤说。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内地的初婚人数从2013年的2386万减到2018年1599万、2019年1380万人，20至24岁结婚数从2011年953万人锐减到2018年436万、2019年365万人。

“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与初婚人数、尤其是与20至24岁结婚人数极强正相关。”易富贤说，“长期以来，‘晚婚、晚育’的观念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加上国内人口迁移的增多，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族谱文化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加之离婚率的日渐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难避免。”

更重要的是，易富贤还指出，现如今高昂的房价和高额的养育支出，让许多处于育龄年纪的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时，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产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方面都难以为多胎家庭提供现实支持，导致二孩、多孩难以实现。”

即便完全放开限制，生育率也未必回升

那么放开了生育限制，中国的年轻人们的生育意愿能否回升？对此，学界似乎并不乐观。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近日在《半月谈》（2021年第1期）刊文《生育政策包容性何解？》分析生育政策包容性问题时，谈到了放开人口生育限制问题。杨舸直言，“当前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是生育意愿的低迷，人们理性生育意愿下的子女数已经低于政策允许的子女数，即便完全放开生育限制，生育率也未必回升。”文章分析认为，“应系统性建立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清除在过去控制生育环境中形成的固有思维，修正不合时宜的政策条款，增强公共政策、文化舆论、社会环境对生育更广泛的包容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