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4月24日社论】22日，拜登总统主持的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让世界看到了“美国回来的样子”，这是2017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美国时隔近4年的一次“回归”。

23日，拜登从白宫东厅对全球气候问题领导人视频峰会发表讲话。（图片来源：美联社）

40个国家领导人透过视频讨论如何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分别提出各自国家的碳排放控制目标和计划，让人想到中国的一句名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近30年来悬在世界各国政要、科学家和社会精英们心头一件大事。人们最担忧的当然是“温室效应”对地球生态和人类自身带来巨大危害和灾难。

科学家们通过监测，20世纪，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升高了约0.6摄氏度；2019年，全球平均气温比20世纪平均气温又增高了0.5摄氏度，成为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第二暖的年份。2015年巴黎气候会议通过的《巴黎协定》，获得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196个的缔约方同意，通过减排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之上2摄氏度内，并努力限制在1.5摄氏度内。

如果按照这个设限目标，目前的气温已升高了1.1摄氏度，升幅空间只剩0.4摄氏度，最多0.9摄氏度。如果不积极采取减排措施，预计在10年之后，1.5摄氏度这条控制线就会被突破。20年后，2摄氏度控制线也无法守住。

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气候学家、地质水文学家和植物学家）、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通过研究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历史气候后发现，在过去几千年历史中，世界气候呈“冷、暖、冷、暖”波动曲线变化。比如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他研究了中国上下五千年气候变迁史后认为，中国气候经过多次冷暖变化，黄河流域的气温，有比今天（指他所处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更温暖的时期，也有比今天更寒冷的时候。大致情况是，春秋战国至秦西汉时期、隋唐至北宋初期可能比今天高；魏晋南北朝、南宋和元代、明代后期和清代气温可能比今天低。欧洲历史气候与中国有相似的变化曲线。

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肯定没有今天这么巨量，但世界气候波动并未中断，极端天气（旱灾、雨灾、雪灾、风灾、蝗灾、地震）等常有出现，用“温室效应”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涉及气候变化的成因，科学家们提出了很多分析和解释，比如太阳黑子运动引发说、地球轨道变化说、火山活动说和大气与海洋环流说等等。竺可桢等科学家所处时代由于受研究手段、数据资料、甚至人类对宇宙科学认知程度等方面的局限，虽不如今人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精确，但已发生的诸多历史事实和自然现象的记录摆在那里，谁也无法否认，科学的探讨和争议本无可厚非。

气候变暖对人类和整个地球带来的后果究竟有多大，我们可能暂时还不能准确预测，但基于解决气候问题而形成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坐在一起的对话，直面化解人类共同的难题，这种在联合国框架下统一行动的方式和机制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今天的世界，既需要科学家们“常怀千岁忧”以“谋万世”之精神，更需要各国领导人、社会精英用有限的生命去推动、促成“一时”之事的成功解决。

换言之，减少碳排放的关键不在于目标是多少，而在于为实现目标而制定的政策措施如何落实，在于发达国家如何起到引领作用。发展绿色产业的重点是能源革命和技术革新，发达国家能否对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技术、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这看起来似是某一个或一些国家的“一时”之需，其实也是人类“万世”之利。

当前和未来任何时候，实现碳中和，首先要实现大国关系之“和”。需要从长远问题着眼，从当下问题着手，我们期待，世界大国从气候峰会开始，跳出一国一域的窠臼，达成各领域实际事务的合作，如坚决阻止核废料污染，大力推进新能源应用和新技术转让，真正实现人类的“碳中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