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网讯】近日，歌手曲婉婷在微博发文为母亲喊冤，引发关注。有网民对其隔空喊话：“母亲被羁押后6年不敢回中国一次，却在海外用赃款逍遥自在，这就是你的孝心吗？”据悉，曲婉婷母亲张明杰曾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市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4年9月因涉嫌贪污、受贿与滥用职权罪被羁押，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图片来源：曲婉婷微博截图）

中新网报道，《中国纪检监察报》27日刊发题为“境外不是资产转移的天堂”文章称，舆论关注曲婉婷母亲的贪腐案，正是因为人们痛恨腐败分子损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攫取大量不义之财，满足亲属子女奢靡生活。

文章称，近年来查处的官员携款外逃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早早做了“裸官”（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向海外转移财产，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妄想逃避法律的惩罚，过上开豪车住豪宅的“天堂生活”。对于最终目的是出逃的腐败分子来说，将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是外逃的基本步骤，也是其外逃的基础和目的之一。

中国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隐瞒境外存款罪给国家公职人员划出了明确的红线：境外不是法外，即使处心积虑将赃款转移到境外，到头来也只是给自己增加了一项罪名。

“裸官”更容易无所畏惧地贪财

今年6月，外逃加拿大的“红通人员”、原铁道部运输局营运部调研员（正处级）海涛回国投案。海涛于2013年1月外逃，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外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他在退休前十年就违规获得外国永久居住权，配偶子女均已加入外国国籍，是典型的“裸官”。

“红通人员”海涛回国投案。（图片来源：中新网）

对于最终目的是出逃的腐败分子来说，将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是外逃的基本步骤，是其外逃的基础和目的之一。“百名红通人员”之一肖建明，在担任国有企业云锡集团董事长期间，涉嫌在国内收受大额贿赂，并利用职权安排亲属在云锡集团境外投资企业冒领数额不菲的薪水。外逃之前，肖建明还通过各种手段安排主要关系人移居海外，并在海外购置了房产，自以为已经“铺好后路”。

“‘裸官’未必是贪官，但‘裸官’更容易成为贪官，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更容易有无所畏惧的贪欲。”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这样评价“裸官”。对于配偶、子女定居国外的“裸官”而言，为支付家属在境外高额的生活开支，也更可能贪污受贿。部分“裸官”在把配偶、子女处心积虑送往国外后，通过各种方式将赃款转移至海外家人的名下，认为即便自己不慎“翻船”、外逃失败，也可牺牲一人而保家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近期，内蒙古自治区国防科工办原主任、经信委原副主任文民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滥用职权罪，一审获刑18年。在文民的诸多违纪违法行为中，便有他出于“爱子之心”，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为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女儿在墨尔本购置房产之举。同时，他还以其女儿名义，通过非正常业务流程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存在新加坡华侨银行，用以规避名下财产。

图为庭审文民现场。（图片来源：中新网）

加强监管让境内赃款“转不出”、境外赃款“追得回”

文章称，“裸官”之所以引发舆论不满，正是因为一些“两面人”干部一边口口声声说着爱党爱国，一边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与家人谋后路，妄想“内外通吃”，带来极坏的社会影响。这种“两面人”的存在，与监督缺失、缺位不无关系。以文民为例，他从一名基层干部成长为正厅级干部，近20年间，先后在海南、珠海、青岛、威海、包头、澳大利亚等地购买36套房产，却没有被发现查处。

文民。（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供图）

对此，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副会长邓联繁建议，这种同党离心离德的干部坚决不能用，要加大这方面的抽查力度。

“建议加大加强对公职人员向境外汇款行为的监管，例如建立公职人员向境外大额汇款行为的监测报告机制，监测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其配偶子女等近亲属，金融部门一旦发现他们有大额汇款行为，应当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有专家表示。

党员领导干部的家人或财产在国外，成为“裸官”，不仅容易受到国外的监控，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我在国外没有一分钱资产，搞‘制裁’不是白费劲吗？当然，我也可以向特朗普先生寄去100美元，以供其冻结之用。”8月7日，美国财政部对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11名中国内地及香港官员实施制裁，除了涉及签证、服务与商品等，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冻结在美国私人财产。

对此，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进行严正回应。在把人看紧、把门关死的同时，中国追赃力度正持续加大，运用政府合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手段，对境外赃款进行查找、冻结、没收和返还，努力实现境内赃款“藏不住、转不出”，境外赃款“找得到、追得回”。

2020年9月，“红通人员”程宣回国投案。（图片来源：中新网）

据统计，2014年至2020年6月，中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7831人，追回赃款196.54亿元；其中，国家监委成立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3848人，追回赃款99.11亿元，追回人数、追赃金额同比均大幅增长，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追逃追赃领域治理效能。

2020年继续被列为“追赃工作年”，对外逃腐败分子的涉案财产应冻尽冻、应收尽收，加大对涉腐洗钱犯罪的惩治力度，努力实现境内赃款“藏不住、转不出”、境外赃款“找得到、追得回”，切实把腐败分子盗窃人民的财产如数追回、还给人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