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几名毕业生在校园里拍照留影。（图片来源：新华网资料图）

针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的建议，中国官方近日回应称，具有很大启发，下一步将“充分采纳”。官方释放的积极信号，迅速引爆了中国舆论。

综合来看，中国公众分为了两大阵营。一方对导师“扩权”的建议表示认可，一方则对导师“扩权”的建议疑虑重重。前者认为应授予硕博导师在学生毕业上更充分自主权，是因目前导师与高校学位委员会的权力边界相对模糊，导致在研究生能否毕业的问题上没有“第一责任人”。所以，对是否放一些学生“一条生路”的问题上，个别导师责任感不强，经常敷衍了事、把关不严，也让研究生论文抄袭、造假等乱象屡禁不止。

今年7月，中国两所名校的两位硕士论文被曝从标题、摘要、关键词，再到正文结构、内容、致谢语都高度雷同。这一事件刺中了公众的敏感神经，也让很多人开始揪心“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可能进一步侵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

给导师在硕博生毕业上更大主动权，意味着他们要对研究生培养上将承担更多责任，进而有助于扎紧扎牢研究生教育“严出”的篱笆。从打造中国教育强国以及提升中国高端人才培养水平角度而言，给导师扩权有其科学性、必要性。

不过，中国不少高校曝出的导师与学生冲突事件，也提醒中国给导师“扩权”还须做到“兴利除弊”。尽管导师在硕博生毕业上并未完全掌握生杀大权，但在论文选题，写作，发表，进修、毕业推荐等诸多环节，还是一定话语权。中国高校大多数导师都能严守师德师风，远离腐败红线，但个别却导师将手中权力变为了压榨、刁难、勒索学生的重要工具。

近年的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学生迫于导师权力从事着与自身学术研究无关的应酬、私事，甚至沦为了导师的私人助理或家庭保姆。女学生被导师猥亵、性侵，甚至不堪重负选择自杀者也时有发生。如果给导师“扩权”，岂不是会让个别导师更加任性，也让笼罩在威权下的师生关系更加畸形？这正是一些人忧心的理由。

所以，如果要给导师“扩权”，必须探索预防权力任性的长效机制。比如建立第三方权力监督机制，确保导师的高度“自主权”是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学生申诉机制，避免导师大搞一言堂，而让学生有苦无处诉，有冤可以伸；建立导师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师德教学考评让不合格者退出队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赋予导师更大权力同时也不能忘了给其戴上“紧箍咒”时，如此中国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初衷才不会偏离航向。（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