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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啥没啥”的中国师资博士后 未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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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1 22:35 来源:侨报网综合 编辑:陶然

侨报网综合讯】实行4年后,最初设立师资博士后制度的浙江大学取消了该制度,然而如今实行这一制度的中国高校越来越多。

近日,有学者在博客发表文章称,有些高校的师资博士后开始变味儿。

师资博士后制度是将部分博士后纳入师资队伍管理的一种制度。在该制度诞生14年后,它引起的争议跟走进这一制度的人数一样节节攀升。

将博士后的培养跟师资选用结合

梁骏逛某个学术论坛时,看到有人发帖咨询是否要做师资博士后。他毫不犹豫地回复:不要去!

梁骏短短几个字的回复,也是对其3年师资博士后生涯的概括。

近几年来,在咨询师资博士后事宜的帖子下,类似的回复数不胜数。“过来人”向后来者发出警告。

北京《中国青年报》12日报道,2014年,梁骏在中科院某研究所博士毕业后拿到家乡省会城市某高校的offer。就在签约前,负责招聘的老师告知他:年轻老师必须要有博士后经历。校方态度很明确:如果不做师资博士后,就不能签约。学校承诺,等他师资博士后出站后就可以直接聘为讲师,不设任何门槛。

梁骏入职之后,院长找他谈话。这一次,条件又变了:梁骏必须拿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要发表一篇SCI论文。梁骏发现,院长提的几条要求,是该校聘任副教授的标准。梁骏感觉自己骑虎难下,因为找工作的时间已经过了……

几乎与此同时,跟他同年应聘该校讲师的博士毕业生吴婧也有类似的遭遇。吴婧回忆,学校先是承诺聘任她为讲师,后来改口要求她先做师资博士后、等出站后自动转为讲师。等她再接到教学秘书的电话时,考核条件变成了拿到两个省部级课题。她与学校签约时,条件又变成拿到国家级课题,或是在指定的社科领域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

梁骏和吴婧找工作的时候发现,海归博士往往可以直接拿到教职,而像他们这种国内高校毕业的“土博士”就要面临师资博士后这一关。

师资博士后制度最初是14年前浙江大学为解决新进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而设立的。

2005年4月,浙江大学率先推出师资博士后制度。时任浙江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刘继荣曾在《师资博士后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一文中提出,“新补充的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的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还显不足”,另外,“尽管学校对新进人员实行了人事代理合同制管理方式,但是‘能进不能出’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才流转机制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

如今担任浙大人事处处长的刘继荣回忆,当时想由此让博士后提前进入教师预备队,也想通过延长考察期将博士后的培养跟师资选用结合在一起。师资博士后比普通博士后入选门槛更高。比如除了学术能力之外,还会考察语言表达能力,以便为未来执教做准备。师资博士后除了科研工作之外,也要承担一些教学任务。与高门槛相对应,师资博士后的待遇也高于一般博士后。

这一制度实施的第二年夏天,新校长到任。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新校长调研了浙江大学的人事队伍,发现“本地化现象严重”,不乏有导师让自己的博士生毕业后继续留下做师资博士后,进而留校任教。2008年年底,浙江大学最后一名师资博士后进站,这一制度终止。

这一制度诞生之初,中国跟进的学校并不多。但在浙江大学终止这一制度之后,师资博士后制度在中国其他高校方兴未艾。2014年,据统计,截至当年4月底,中国共有37所高校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绝大多数为985、211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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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云南省2019届综合类高校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双向选择洽谈会”在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举行,云南大学及周边高校的近1.2万名毕业生到场参会。(图片来源:中新社)

“科研就是生活”后仍成为了炮灰?

梁骏进站后不久,就发现他的合作导师对他几乎不闻不问,甚至明确告知他:我们各做各的。而自己的全部研究工具,就是一台电脑。

没有科研条件,自然也很难发表论文。梁骏进站3年,只发表了一篇SCI论文。而学校要求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梁骏连续两年都没能申请到。第二次落选后,梁骏慌了。他自知留任的希望渺茫,于是赶紧寻找工作机会。

博士后第三年,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梁骏没有收到钱。他被告知,国家只给博士后发24个月的工资,至于他在这之后怎么生活,学院不管。而就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梁骏的女儿出生了。

梁骏不是个例,很多师资博士后面临量化的考核指标:在两三年里,拿到什么档次的基金、发表什么水平的论文。

江苏某高校教授杨鸣说,虽有“师资”之名,自己所在学校的师资博士后却不需要承担任何教学任务。

至于论文的质量,杨鸣颇有微词:“(那些论文)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理论上没突破,在实际上也不能结合应用,就是在跟热点。”他认为,唯一的好处就是“学校的GDP绩效上去了”。

吴婧的经历反映了另一面。她的专业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不需做实验,也无须仰仗合作导师提供研究资金。两年多的师资博士后期间,她的聘任指标都达到了。吴婧希望向学校申请教师周转房,工作人员建议她先转聘为讲师再提交博士后出站报告,以便节约时间。但院长、书记都拒绝了这一要求。吴婧后来在另一所211大学拿到了教职。

拒绝了师资博士后邀请的博士史超感觉,近年来,师资博士后制度有点变味儿了。他曾在美国访学一年,他发现,美国的助理教授有独立招博士生的权力,还有自己的科研用房。而中国的师资博士后就只能是别人团队中的一员,连招硕士生的权力都没有。“我不反对他给我们提高标准,我也不反对他要基金要项目,但是你不能让我去凭空做这些事情。要待遇没待遇,要学生没学生,要团队没团队,要实验室没实验室,我怎么做?”

江苏某高校教授杨鸣认为,这个制度对学校的确有好处,“高大上的成果上去了”,但对师资博士后来说,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往往已经结婚,为了留校,身体健康、家庭都会受到影响。他所在学校的一名博士后虽然已经成了家,但生活状态跟单身时差不多,“一天到晚泡在实验室,神情一直很严肃,生活就是科研,科研就是生活”。

越来越不缺的博士,前路依旧渺茫

这些年,博士越来越不是“稀缺产品”。刘继荣在浙江大学负责人事工作多年,他记得,20年前,就连博士后跟配偶两地分居的问题,国家都会出台政策予以解决。

但自2013年以来,中国高校每年约增加3万名专任教师,而每年博士毕业人数则有5万多名,且仍有增加趋势,另外还有三四十万名留学返华人员。博士们往往期待毕业后进高校、做研究,但是供大于求的状况已经持续多年,于是博士后这种临时性岗位,就成为博士就业时的一大选择。

刘继荣说,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之前,浙大已开始实行“非升即走”制度,师资博士后制度实施后,两个制度衔接在一起——如果师资博士后未能在博士毕业6至7年之内晋升为副高职称,就要面临淘汰或转岗。但被淘汰的人,往往不是水平不够,而是受职称比例所限。

但刘继荣认为,不同的高校有各自的发展阶段,对于成长中的地方高校来说,师资博士后制度对于其人才队伍建设仍然很有意义,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一些变味的情况,会让青年人才感觉不太舒服。

梁骏有几个博士同学到广州某名校做师资博士后,他发现,几年下来,只有一个人成功留校。如今,只要有学弟学妹向他咨询做师资博士后的事情,梁骏都会极力劝阻。

吴婧则期盼:“我不希望看到大家博士毕业后学术道路太艰辛,或者是像我这样经历这么多挫折。”

然而,在“双一流”时代,师资博士后面临的形势可能更严峻。(完)

编辑:陶然
侨报网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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