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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复制父辈命运 寒门子弟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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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4 01:03 来源:侨报网综合 编辑: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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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当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门口之时,河北枣强中学的王心仪却只身一人在异地打工。因家境贫困,高考结束后,经高中物理教师介绍,她在河北保定一家辅导机构做辅导员。
                                        (图片来源:资料图/《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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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北京大学首次公布了该校的农村生源比例:招收本科生3154名,农村生比例为14.2%,较2012年增长了1.7%。图为今年8月30日,3000余名2018级新生赴北京大学报到,开启大学生活。一些家长们帮新生拿着行李,冒雨前往学校宿舍。 (图片来源:资料图/中新社

侨报网综合报道】今年夏天,除了“工地男孩”崔庆涛带给人们感动之外,还有与他今年一同就读北京大学的河北“感谢贫穷女孩”王心仪。她出生于河北衡水枣强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今年以707分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今年7月底,在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之后,王心仪所作的一篇名为《感谢贫穷》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知识改变命运”的真实故事令人感动,而“寒门难出贵子”的话题再次戳中无数人的痛点。

“感谢贫穷”有没有错?

8月30日,今年暑假期间因一篇《感谢贫穷》受到广泛关注的女孩王心仪赶赴北大燕园注册报到,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北京《新京报》报道,8月30日早上8时许,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燕园已经“热闹”起来,2018级的新生们陆陆续续来到学校,前往邱德拔体育馆报到。王心仪是今年北大3000余新生中的一员。家长们在外边等候的同时,也拿出手机拍照记录孩子开学的喜悦。

今年高考中,王心仪以707分考入北大中文系,她的一篇《感谢贫穷》引发广泛热议。

“报到第一天感觉很亲切,报到的地方有很多木偶娃娃,特别好玩,感觉是学校学生童心未泯。”对于接下来的大学生活,王心仪表示,走一步看一步,“首先把学习搞好,也不能光是听课,想参加社团丰富经验。”

《感谢贫穷》爆红后,网上有不同的声音,谈及网络上对她的看法,王心仪坦然,“自己该咋样还是咋样,报道或者不报道我还是那样,当然有好的建议会接纳,但很本质的看法不会改变。”

王心仪出生在枣强县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妈妈体弱多病,常年在家照顾患有高血压、哮喘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姥爷。家中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即将升入高三,小弟弟还没有上小学。一家六口全靠家中的五亩地和爸爸外出做零活补贴家用。

今年8月初,当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时,王心仪却只身一人在异地打工。因家境贫困,高考结束后,经高中物理教师介绍,她在河北保定一家辅导机构做辅导员。

王心仪透露,当妈妈把录取通知书照片发过来的时候,特别兴奋,一直要妈妈里里外外把录取通知书拍个遍,当晚激动到失眠。“我印象当中只有三次失眠,一次是知道高考分数的那天,一次是知道录取结果的那天,另外一次就是看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身为农家女孩的王心仪,能考上中国顶尖高校,可谓颇为不易。

从小学开始,她就主动帮爸爸妈妈承担家务,经常会下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喂鸡割草,采摘棉花,放羊,春耕时帮妈妈在田间犁地,她在前面拉,妈妈在后面推,深一脚,浅一脚,稚嫩的肩膀过早地帮父母一起扛起家庭的重担。

“心仪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真的替我分担了很多,她像个大人一样照顾我,帮我一起支撑这个家。”说到这,心仪妈妈有些哽咽。

农村孩子上名校有多难

“工地男孩”崔庆涛和“感谢贫穷女孩”王心仪的逆袭令人感动,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是,中国农村孩子上名校并非一件易事。

综合广州《南方周末》、郑州《大河日报》报道,时光倒回到9年前,19岁的李阳(化名)考上清华大学一个理科专业。他说,像他一样来自农村的孩子,全班28个人中有4个。

同李阳一样,拿到班级花名册时,陆铭(化名)注意到了大多数同学没有留意的一个细节——全班60多位同学,农村籍学生只有5个左右。

作为北京大学某文科院系2009级1班的班长,陆铭此前一直以为,通过高考选拔获得中国这所顶尖大学通行证的同龄人,多数该有着和他类似的成长经历: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独立自强,品学兼优。

这是这名来自四川的20岁寒门子弟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

现在,手上的花名册颠覆了他的信仰。而这正是眼下中国名校生源变迁的缩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至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为三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2016年,北京大学共录取农村学生700余人,为近年最多,其中,校本部共录取农村考生近500人,比例为16.3%;清华大学今年共录取农村学生720余人,其中农村户籍学生570余人,约占录取总数的17%。

“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南开大学农村新生的比例,2006年为30%,2007年为25%,2008年为24%……

关于知名高校中农村孩子越来越少的情况,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曾注意到了。2008年12月,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曾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多,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

自媒体“湾流”指出,不可否认,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比例在持续下降,但农村适龄青年并没有一夜之间消失。至少在2010年,全中国18岁的青年里,依然有900多万人居住在乡村,约占44.7%。就此而言,农村学生考入名校的比例还是太低了。

只能复制父辈命运?

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广州《南方周末》报道,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

以湖北省为例,2002年至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中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学者廉思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与《蚁族》一书的作者。他与团队走访的“蚁族”,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在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他说。

北京《新京报》报道,当人们说“农村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大学”的时候,并不是说那些家庭好的孩子就天生优秀,而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更好。

去年北京市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说:“农村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大学,而第一名都是我这种,家里条件好又厉害的人。”这话真是“有人听了沉默,有人听了流泪”。无须讳言,这话很坦白,道出了当下一些实情,难怪有网民称熊轩昂为“耿直boy”。

生活在大城市,家长都是外交官,生活环境可谓得天独厚。熊轩昂的条件,也的确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享受不到的,诚如熊轩昂所说,“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是能比他们走更多捷径”。

别以为这只是熊轩昂年少轻狂的一种感觉。事实上,这种感受是有数据支撑的。清华大学一项调查显示,在清华社科学院14级的学生里,入学之前曾到过境外的学生占43.9%,没有出过省的学生为0。相比之下,西部一所211大学,到过境外的学生只占2.3%,没有出过省的学生则有22.7%。这样的数据,其实是从生活方式观察到的阶层分化。到境外旅游过,说明家境在城市属于中上层,而连省都没出过的孩子,大概是农村或城市低收入家庭。

输在起跑线上不可怕,可怕的是没制度救济

贫寒子弟缺乏资源,很难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这是一个老话题了,甚至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反社会的人》一书中对德国“靠社会救济”的底层人有过很好的观察。这些低收入家庭,大多数都很早放弃了孩子的教育,任由他们疯长,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在美国,常春藤名校从来也不是底层人的目标,那些学费昂贵的私立名校,让人望而却步;底层出身的孩子,只能选择更好申请奖学金的国立大学。

北大、清华这样的超级名校,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也有实际行动,比如,他们主动扩大在贫困地区的招生名额,甚至有专门的招生计划投向“国家贫困县”。北大的“筑梦计划”,要求考生必须有贫困县的户籍,在所在地读三年高中,也算是比较用心的制度设计。这样的“调控”值得肯定,只是这些特殊照顾的指标对广大的底层家庭来说,力量稍显不足。

事实上,寒门子弟在起跑线上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相应的制度救济,令其一直沉沦在底层;可怕的是,他们主动放弃了努力、向上的斗志,不再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表示,解决农村孩子上大学这一问题,如果纠结在农村生和城市生重点大学的比例问题上,将无法走出困境,而只有打破现在的计划体制,消除造成学校不平等发展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促进高校平等竞争,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出路所在,也是农村生的出路所在。(完)

编辑: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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