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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孩子考上北大 然后他们真的能跳出农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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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4 01:01 来源:侨报网综合 编辑: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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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北京大学一共招收了3047名本科生,包括内地普通本科生2963人、港澳台学生64人、数学英才班学生20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国938所不同中学;同时招收了来自海外3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名留学生。图为北京大学西门。(图片来源:资料图/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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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在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崔庆涛一夜走红。他此前就读于云南会泽县茚旺高级中学,今年高考考了669分,排名全省第56名,通过国家专项计划考取北大,专业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图为崔庆涛在展示自己的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侨报网综合报道】今年7月25日,云南会泽县的崔庆涛收到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如假期的每一天,他当时正在离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帮民工父母拌砂浆。“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的消息传遍网络,崔庆涛红了,刚从北大毕业的邓风华(化名)也看到了这则新闻。同样是会泽人,同样是农村孩子,夜深人静,他在自己的公号上给学弟写信:“还未入学就和建筑工人这个符号绑定”“对于你我,味道实在奇特”。邓风华在北大4年,如今在清华大学读研一,他清楚,在这些“岁月静好”的地方,“忘掉过去,实在太容易了”。

崔庆涛看到了邓风华的信,说“很多意蕴还理解不了”。这个刚成年的孩子说,“考上北大也没什么”。他仍相信,勤奋能改变一切。邓风华希望崔庆涛意识到有一些“勤奋也解决不了的事”。他在信中用标黑加粗的字体写到,“即使到了北大,我们也和那几亿的农民工人互为镜像。”

差异渗透到方方面面

8月30日,崔庆涛在父亲陪同下迈入燕园,正式成为北大人,他说目前学费和生活费问题都已通过学校和社会资助解决了。尽管如此,对这个农村孩子来说,适应北大的读书生活也非一件易事。

综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报道,北京大学的样子,崔庆涛一点都不清楚。他入学前纠结要不要带父母去北大报到。钱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来了也照顾不好,没心情玩”。 

邓风华同级的农村朋友徐森(化名)第一次来北大参加自招,在东门找不到吃的,父子两人挤在地下室里睡觉,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到处结冰,打滑。后来两人去西单的购物街,打工的父亲为物价咋舌,“你带我来错了地方”。

另一位老乡曲小薇(化名)由父亲送来上学,两人在故宫门前站了很久,觉得门票太贵,没进去。

曲小薇和舍友们偶尔一起逛街,有的女孩会一下午花两三千元人民币,买雅诗兰黛和兰蔻,她觉得化妆伤皮肤。空闲时间她大都在图书馆勤工助学。她更“敏感”的时刻在别处:比如Word、Excel都不会,险些挂掉计算机课;或者是城市长大的舍友为她选课,好心选了门“最容易拿高分”的“论语孟子故事”,期末考试就是默写《孟子》,她险些不及格,室友震惊又歉疚地说,“对不起,我以为你会背。我们都背过的。”

邓风华以及很多农村孩子都为英语困扰。头两年的考试,一般人拿90多分,他得80分就拼尽全力。“平时做Presentation,他们都是即兴发挥,我是背,甚至照着读,手心还冒汗。”直到大四,他去上哲学双学位的课,很多大一学生直接用英文交流,行云流水,他提前准备一夜也跟不上,还是“很紧张,觉得自己很差”。

徐森学力学,用他的话说,他的同学已经从教授父母嘴里知道广义相对论时,他还在乡村学校图书馆,读上世纪80年代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理科也需要直觉,感觉都是隐藏中积累的”。

这种差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徐森入学时加了很多社团,比如象棋社,但很难融入这些圈子。他以为自己爱好下棋,水平也不错,可社团真正的核心成员早已是参赛的水平,平时交流棋谱,很多专业名词他压根儿听不懂,也插不上话。

上海交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自招和农村专项考生的大学生活适应度明显不同:过半的自主招考生在学校适应水平较高,能达到同等水平的农村专项考生却只有大约一成。

今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面向受资助的2017级学生发放问卷。收回的135份问卷中,62%的学生自认学业基础差,半数人自感缺乏自信和不擅社交,68%的人没有明确学业规划。

崔庆涛也有点担心。他在高中的主要烦恼是不会社交,和同学老师说话,心里全是话,却说不出来。对方不明就里地走了,他心里又很难受。最近,要求采访和资助他的电话有几十个,他每一个都接,然后尽可能礼貌地拒绝,可还是时常被逼到语塞。

毕业时别人出国他回老家

在很多人眼中,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尤其是考上北大就意味彻底可以和“农”字说再见了。其实,这个过程远非外界想象那么容易。

邓风华参加资助基金会的交流活动,发现那里的学生大多胆怯,不敢主动发言,一些人交流起来会哽咽,说家庭不易,在学校适应比较困难,和那个“自信、专业、控场能力强”的北大截然不同,一切都很像老家。

他记挂着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农村朋友。两人刚到北大时,一起去北京中关村买电脑,对方开朗地笑,说自己要做大事;等大二再见时,对方胖了很多,成绩也不好;大四临毕业时聚餐,对方苦笑着,“滑到底了”,同班同学很多出国,他回老家“随便找份工作糊口”。

邓风华也一度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差异是件糟心事。可仔细想想:自己5岁时被塞进姐姐的班级,坐在教室后面听课;10岁时住校,和40多个同学用一盆水洗脸;高中时说要考北大,父亲大笑着说,“你看看家门前的山,能考上吗?”

可真到了北大,即使他自己不想,外界也会告诉他,他们有差距。在他大一时,辅导员找到他,和蔼地建议,可以打网球,“这样能更好地融入同学”。邓风华说,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和他们确实是不同的。

一心只想跳出农村?

除了与城里的孩子在知识储备、课外技能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之外,不少就读于北大农村的孩子对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比起凌晨3时撒化肥、凌晨6时搬砖,崔庆涛认为,学习“是最不累的事儿了”。崔庆涛说3年前父亲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自己最后一面,吃顿好的,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他承认,知道那件事后,“才有了学习的动力”。 

邓风华儿时帮父亲收烟草,在地里忙到浑身湿透。熬到凌晨两三时是常事,他心里想,长大了不要继续种这玩意儿。他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学习的目的就是远离原生环境。他的高中老师欣赏他,会拍着他的肩膀说,“要考上北大啊。考上北大,你半只脚就进入了上流社会。”那时他很感动。直到站在燕园里,他也茫然,“究竟什么是上流社会?”邓风华说,过去相信成功学,觉得“不成功都是不努力”,可后来,他发现似乎还有一些比努力更强大的力量。他在这种力量下觉得迷茫——来之前只有模糊的规划,比如“要出国”“做很厉害的事”,后来这些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在他看来,很多农村孩子来到北大,一方面饱受贫穷的困扰,另一方面又在拼命逃避、淡化这种局限。有的人骨子里开始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或努力。可在他看来,就像自己没读过书的母亲说的,自己可能只是“走运到祖坟冒烟”。

南京大学的学者曾对江苏省内两所高校的近200位农村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近半数人“非常愿意”或“愿意”成为城市人,相比之下,只有15%的学生愿意坚守农村身份。尽管有73.5%的学生认为“既然身在城市,就要适应城市生活”,但只有7.3%的同学认为自己“堪称城市人了”。

庆幸的是,在北大,有很多外力拉类似邓风华这些农村孩子一把。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主任陈征微透露,北大的各类资助已能覆盖在校学生的基本需要,目前是进一步提供“非经济支持”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

在陈征微看来,差距客观存在,校方能做的是尽可能缩小。比如近几年,北大为受资助学生开设了专门的海内外游学计划;还会邀请一些校领导、教授和这些学生通信、聊天、吃饭。

西南山区长大的严泽在资助中心的帮助下,第一次去了福建,第一次到了日本,也在学生服务总队成了学生骨干。邓风华也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拍纪录片作业时,有小组做有关美食的精致片子,他就去拍“孤独的宿管员”,结果被全班认可。他开始关注农村和工人问题,身边同学也很感兴趣,时常交换意见。

邓风华的父亲觉得,儿子想的东西有些奇怪,应该安心做教师。可邓风华不这么想。他希望农村同学们意识到,原生家庭并不需要逃离,反而是行动力的源泉。他说自己不再自卑了,尽管看待一些问题的角度可能和中产家庭的孩子相差更大了。可他清楚地知道,这两种认识方式是平等的,自己能为他们提供不同的经验,也能收获他们的尊重。

大学四年收获几何?

其实,无论是城市或乡下的孩子,在北大读书的4年可能都是他们首次彼此深入接触的机会。农村孩子也很可能在其中收获值得欣喜的改变——比如严泽(化名),她觉得自己愈发自信了,做事细心、负责,她收获了很多认同,又在锻炼中学会了与人相处,和人沟通。

“我走的是我的父辈从没走过的路,全都是我自己在试。”严泽会觉得,来北大前,自己是狭隘的,只想“过好日子”。可看到身边一些同学,才发现对某个事物的兴趣,或者对群体关心才是持久的动力。

邓风华自己的家庭也在改变。他们家以前算是村里的破落户,现在姐姐当上了老师,给家里修了几间新的砖房,买了电视,装上了太阳能。他考上了北大,更让这个家庭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一户,亲友们开始把孩子们在假期送来,让他们跟着姐弟俩聊天、学习。一些原本想让孩子辍学打工的父母看到了这家人的变化,也渐渐改了主意。

另一面,原生家庭带来的身份也长久地影响着这群学生。曲小薇今年毕业,没回家,直接去了研究生的学校继续学习,主要为了省下回家的路费。她认为硕士毕业后去昆明工作,是适合家境的最优解。

北京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毕业生去向,也发现农村学生的流向特点鲜明:他们出国深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更加稳定、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及较高保障性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则是首选。

曲小薇坚信,原生家庭的影响不会抹除。她希望以后赚钱,给老家的小学捐一个图书馆,再给村里装上路灯。

类似的烙印也留在了崔庆涛身上。虽然目前他已顺利进入北大学习,可他最挂念父亲的身体——父亲最近总感觉肚子里“有气泡”,很担心,却不肯去医院检查。这成了崔庆涛的心病。他还清楚记得贫困的滋味:自己600度近视,父亲曾省下治疗肾结石的钱给他买了眼镜,他却不慎摔碎了。他痛恨自己,从此再没配过眼镜,不得不凑近看很多东西。(完)

编辑: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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