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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买吗?北京这家店,卖的是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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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8 00:23 来源:侨报网综合 编辑:包涵

侨报网讯】在北京,有数不清的面包房,精美或粗糙的,高档或低端的,昂贵或平价的,但没有一家会比这一家更独特。那些法棍、面包圈和桂皮卷的味道平淡无奇,特别之处在于面包师。面包全部出自6位精神障碍者之手。这些人在社会上可能被不礼貌地称为“疯子”,他们索性改造了贬义的称呼,给面包房取名为“CRAZY BAKE”(疯狂面包)。6位面包师是从大量患者里选出的。他们的病情得到了较好控制,能实现基本社交。对他们来说,做面包是一种自愿参加的康复项目,也是他们唯一和外面的世界沟通的窗口。

“我们在家连饭都不做,还能做面包吗?”

张志东(化名)17年前被送到这里,在所有的面包师里,他是在这道铁门进出次数最多的一位。每周,他都有一两个下午把面包亲手递到顾客手中。每个面包都由他亲手写好标签和收货人,封入牛皮纸袋。这件事他从2004年做到现在。

《中国青年报》报道,做面包之前,他还跟病友们一起种过菜,组过英语小组,上过电脑培训班。这些都是不同的“康复项目”。杨云(化名)认为,做面包是众多项目中康复效果最好的。

最初提出做面包主意的,是两名外国志愿者伊万和娜塔莎。瑞典姑娘伊万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德国姑娘娜塔莎则是跟着来华工作的丈夫暂居中国。张志东刚认识她们时,这两个外国姑娘刚过30岁,如今她们分别都是拥有几个孩子的中年母亲。

伊万喜欢做主食面包。当初,她向杨云提议,是否可以让精神障碍者来做面包。烤面包不像种菜那样为季节所限,所得利润可以用来贴补中心运行,也能让参与做面包的人增加一点收入。她们愿意负责寻找销售渠道——销路直到今天仍有赖于她们。面包主要在她们的朋友圈里推广。每周有一两次,面包师会到一些固定地点配送或贩卖。

能不能办成面包房,杨云心里也没底。第一步,她得找人去学做面包,再回来教病人。作为一家民办机构,这家中心除了每年能通过评比获得官方的奖励资金之外,没有财政拨款,也没有大额的社会捐赠。维持运转主要依靠病人每个月上缴的托管费。还总有人无法交齐。她没有余钱去雇外面专业的面包师。

最后,杨云想了个办法,把当时负责中心饮食的大师傅吕文海(化名)找来,请这位做惯了麻婆豆腐的厨师去跟伊万学做面包。她自己也一同去学。

效果比她预想的好太多。只看伊万示范了一次,吕师傅就都学会了。桂皮卷、麻花面包、面包圈、火锅面包,这是精神障碍者第一批要学做的四种面包。但是,当杨云喊病人到一起开会商量做面包的事情,她听到最多的反问是:我们在家连饭都不做,还能做面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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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疯狂面包”的面包师在卖面包。(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懒散、淡漠  “一闲散就不是好事”

主持中心康复工作的王康乐解释,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始动性缺乏”的表现。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衰退,生活懒散,情感淡漠。平时如果不是护工督促,很多人连洗脸刷牙都保证不了。

张志东、史望安、余文睿等面包师被送到托管中心前,都生活在高度相似的房间里:脏衣服堆积如山,异味充斥着整个屋子,水槽里都是没刷的碗筷,厚厚的油垢凝结在厨具上,房间里没有能“下脚”的地方。从衣物来看,分不清主人过的是春还是冬,是日还是夜。张志东的房间还有他砸得满地的玻璃碎片。史望安在家里乱丢烟头,火星惹出过一场小乱子。余文睿的衣服穿得乱七八糟,很难想象她家中那张照片里纤细干净的主人公,会是她。

杨云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对自己没信心”,长期患病导致他们动手能力较差。她没别的办法,给全体病人开了三次“动员大会”,又单独做工作。张志东是最早表示愿意参加的人之一。

张志东上过大学,还做过大学教师,在外企工作过。人生最顺的时候,他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直到现在,接待外宾时,杨云有时还要依靠张志东为她翻译。

张志东慢慢总结出来抗病的心得:“我们有这毛病的人,千万别闲散。一闲散,就不是好事儿。”

最后,面包房终于踉踉跄跄地开起来了。所有的面包师都经过了病情的评估,也征得了家属的同意。

吕文海手把手地教这些人怎么揉面团,怎么把麻花的一侧搭上另一侧。他看一两次就能上手的东西,有的病人要学上整整两个月。有时候前一天刚做出些样子了,第二天就又回到原点,需要从头再教。连扫地拖地擦桌子这样的事,都需要一步步指示着完成。

第一炉成形的面包出来时,面包房所有人一起,眼巴巴地望着烤箱的指针,等着它归零的一刻。杨云永远记得那个味道,“特别好吃”,虽然看起来,那些面包绝对不是卖相最好的。

“犯病”时,她觉得电视节目都在针对她

面包房运行不到半年,赚来的钱就给中心买过两台洗衣机、三台空调,连电费都是从这笔钱里出的。

14年里,这笔钱还买过一台冰箱,200个塑料收纳箱,100把椅子,给全中心200个病人更换过好几轮床上用品。

吕文海每天看着他们在做面包,似乎跟杨云已经达成了默契。他们不指望自家的面包师能像外面的同行那样独当一面,“只要有进步就好”。卫生实在收拾不好,吕文海就来补缺。不断有新加入者做不好面包,为完成订单,吕文海干脆自己动手,“不能给顾客不好的东西”。

多年以来,面包师们来来往往,只有张志东、史望安和一名兼做会计的精神病人坚持了下来。退出者有的是因为疾病发作,有的是个人意愿不想参与。对此,杨云从不强求。

作为面包房的“大管家”,吕文海深知不能用普通面包房的要求框定他们。就算是每个工作日上午3个小时左右的做面包时间,也一样有人突然中途消失,“连个招呼都不打”。“犯病”时,余文睿觉得电视节目都在针对她。

坚持下来的人身上,改变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杨云认为,他们的社交能力、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都在变好,“犯病”的次数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杨云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她在离中心1公里左右的社区租了一套房子,让面包师和工作人员一起居住,尝试着在外面生活。

这个尝试持续了10年。

在大铁门外的这个住处,张志东能够做出可口的家常菜,余文睿品尝到了久违的“自由”,她终于重拾了一点点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每逢出门,她都会换上漂亮的裙子,而不是穿着睡衣,每天在床的附近打转。

但是,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家”。一位同住的康复医生总是提醒这一点。他监督着他们一日三次、一粒都不能少的吃下形形色色的药丸,还要用手电筒照亮他们的口腔,检查他们服药。

“疯子”的标签没那么容易被摘掉。张志东还记得,有一年圣诞节,他们赶工生产出一批面包送到一家外企的年会上。那位外国老板激情澎湃地向自己的员工推荐“疯狂面包”。现场气氛热烈极了,张志东怀里的面包很快被抢购一空。

可是年会结束了,炫目的灯光关闭了。友好和热烈就像一场白日梦迅速破灭。刚刚围满了人的圆桌,只留下了一桌子的面包。

张志东心里很清楚面包剩下的原因。“还能是什么原因?因为做面包的是我们,精神病人。”

每周陪着张志东出去卖面包的吕文海,已经习惯了这种眼光和议论。他也曾被当作是病人。早些年到这里工作时,他羞于对外说自己在哪儿工作。但是现在,他已无惧别人的议论。“如果他们觉得这份工作哪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他的爱人也在中心工作,女儿在中心长大。小姑娘说,这些铁门里的叔叔阿姨跟外头的人“没什么不一样”。

伊万和娜塔莎各自生育第二个小孩时,都曾将婴儿放心地交到这些面包师手里,让他们抱着玩。她们并不担心。

张志东到现在还记得婴儿的小脸儿,感叹“外国人可没有坐月子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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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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