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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反腐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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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5 07:57 来源: 侨报网综合 作者: 勉筝 编辑:勉筝

【侨报综合讯】体坛腐败与制度漏洞密切相关。“目前中国体育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体制障碍,那就是赛事审批。大到运动会、锦标赛的举办,小到民间的一个商业赛事,都需要体育主管部门的审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指出,每有赛事,体育主管机构都会收取不菲的审批管理费用,却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实质上是一种 变相的“权力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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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中纪委对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法院审理查明:1997 年至 2014 年,被告人肖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本人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796 万余元人民币。 (图片来源:中新社)

多名业内人士和专家指出,无论是赛事审批和经营中的“猫腻”,还是运动员、教练员的选拔中出现的乱象,或是比赛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归根结底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要想消除体坛上的腐败乱象,除了要从体制上改革之外,从体育总局到地方体育局,还要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

赛事审批权成牟利工具

中国体坛乱象中,除了一些项目的主管官员一手遮天之外,赛事审批、商业赛事的经营也“猫腻”多多。

综合北京《方圆》杂志、新华社报道,“连企业举办一个三人篮球赛,都需要篮协审批,这是很荒唐的,在海外也是不可想象的。在国际上,奥运会、NBA等赛事都是非政府机构举办,体育赛事完全靠市场化运作,根本没有官方审批一说。”乔新生对比说,多年来,体育总局及各地体育主管机构在赛事管理上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赛事审批权已经成为牟取 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

对于赛事审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篮协主席姚明曾在“全国两会”上提案建议“取消赛事审批”。在姚明看来,赛事审批费的收取和使用成为外界无法监控的灰色地带, 管理费往往由各个运动项目的管理中心收取,标准也千差万别,这其中有可能滋生腐败;而体育管理部门以行政之手干扰了本来可以由市场来调配的资源配置,客观上形成垄断,抑制了部分市场主体的办赛热情和良性竞争,严重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造成人为设立办赛“门槛”的事实。

姚明认为,在当下发展阶段,体育赛事审批并没有存在的必然理由。姚明的这一建议被当年政府工作报告采纳,但业内人士认为,各级体育部门已实行赛事审批多年,想要从内部改革,拿掉这块“利益蛋糕”,肯定困难重重。

直到中央巡视组点出“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凸显部门利益”等问题,体育总局才被迫整改表态,“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除全国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

除了赛事审批,业内人士还指出,一些商业赛事的经营也很混乱,比如中国足球一系列腐败丑闻中,足协官员在赞助商洽谈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的“猫腻”也一直不绝于耳,体育赛事的经营成了部分官员“中饱私囊”的“利器”。“要防止赛事审批和经营过程中的腐败,就必须从改革体制入手,加大体育部门简政放权的力度,权力一旦下放给市场,体育官员便不再有寻租的空间。”乔新生建议。

不过,在现有形势下,要想给赛事审批权“松绑”并非一件易事。

北京《中国青年报》报道,2014年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体育总局很快公布了《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体育总局关于印发“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重要赛事名录”的通知》等3个配套文件。

不过,之前不论是媒体还是体育专家,在解读体育总局的相关文件时都认为,体育总局在取消赛事审批权时“扭扭捏捏”,而且未经相关部门确认,不得使用“中国”、“全国”“国家”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来命名体育赛事。

“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体育要把自己束缚成这样?文艺界可以随便用什么中国好声音,一播就好几个月,而体育却不可以。我认为,体育总局还是不肯放权。”著名社会体育研究专家、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卢元镇说。

对此,体育总局政法司司长刘岩也给予了解释和说明。在他看来,体育总局已经取消了绝大多数体育赛事的审批权,之所以在全国性赛事、单项体育协会重要赛事,以及国际体育赛事上设置门槛,也是为现实所困。“像全运会这样的全国性赛事的审批权是在国务院,体育总局无权取消。对国际比赛涉及外事方面的要求,总局不可能一家说了算。至于重要赛事名录里的167项比赛,则是出于协会的需要,毕竟竞技体育还要肩负争金夺银的任务。”刘岩解释说。

但问题来了,从体育产业的角度出发,在单项体育协会自留的这167项比赛中,有不少市场潜力不错的赛事,在业界专家看来,体育总局的所作所为既和国务院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要求相背离,在中国体育政企不分的大背景下,又继续给了各单项协会或项目中心权利寻租的空间。

四不像体制成腐败温床

多名业内人士和专家指出,无论是赛事审批和经营中的“猫腻”,还是运动员、教练员的选拔中出现的乱象,或比赛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归根结底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北京《方圆》杂志报道,“在现有体制下,体育总局下面的各项目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还兼有社团,一些中心还经营着企业,可以说是一个‘四不像’体制。”乔新生比喻,这 种集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从制定行业的法规条文到选拔运动员、教练,从审批体育赛事到举办体育活动,从判定赛事纠纷到体育奖金的发放,迅猛发展的竞技体育给各项目中心带来了潜在的可观效益。

乔新生认为,“四不像”体制下的各项目中心,凭借行政机构和社团的多种身份,不断强化自身在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的控制,这正是滋生体坛腐败的温床。在国家层面,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登录体育总局网站,可以看到,总局下设很多个协会,其中,奥运项目的协会有篮球、田径、乒乓数十家;非奥运项目的协会有飞镖、壁球等数十家。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受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管辖的各个单项体育协会都是社会团体,而非政府机构。有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章程中,明确禁止各国单项协会在运作中 受行政干预。”乔新生介绍说,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有自身的特殊性,从计划经济时代起,为了发展国家体育事业,各项目协会直接隶属体育行政机构,合署办公、 集中行使职权,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政企一家、管办不分”的局面。

类似于中国足球,其推行职业化发展已经二十年了,市场运作一直实行商业化,而管理却又是行政体制,这种由行政管理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双轨制”,使得足球联赛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商勾结”“假球黑哨”等丑闻,有评论认为,泱泱大国之所以足球水平老上不去,就是这种体育体制的“先天性缺陷”。

“管办不分”的另一个体制弊端,是导致体育官员兼职现象严重。如落马的体育大佬肖天,除了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身份,他还兼着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击剑联合会终 身荣誉委员、中国击剑协会主席、中国滑冰协会主席等数职。

“这就为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如果是一个体育经纪人、赛事主办者在体育商业活动中获利,无可厚非;但如果由一个兼职的体育行政官员来做这些事,其获取酬劳的行为肯定是违纪违法的。”乔新生分析,只有通过改革体制、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对备受诟病的“管办不分”,篮球和足球已开始动刀改革。

中新社报道,今年1月,根据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管辖事业单位申办事项办结通知显示,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2017年1月5日正式注销。这也意味着,足协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将成为独立的社团法人,迈出了真正走向职业化的一步。

在此之前,2016年11月22日,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管办分离”改革“两步走”正式迈出第一步——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在北京揭牌。

扭转金牌至上政绩观

除了体制上的原因,要杜绝体坛腐败,田思源认为,从体育总局到地方体育局,要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

综合中新社、北京《方圆》杂志报道,“中国当前竞技体育的运行模式和考核体系是以金牌为导向的。金牌的多少,与地方体育官员的升迁、运动员的前途、教练员的奖金等利益链条直接挂钩,这种‘金牌至上’的政绩观已严重扭曲了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理事、清华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说。

中央巡视组曾指出:面对金牌带来的政治荣誉、经济利益,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完全错误的政绩观,片面追求运动成绩、金牌数量,疏于对运动员、教练员的教育、引 导和严格管理,甚至给予错误的政策导向,导致少数运动员、教练员在赛场上为取得好成绩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以全运会为例,据田思源观察,全运会历来是各体育局角力的主战场,奖牌背后关系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价值数亿的“利益大盘”。每到全运会前夕,一些省份尤其是东道主,便开始下达“金牌任务”,从省体育局到各项目中心再到教练、运动员,一层一层往下压,伴随金牌而来的政治荣誉和经济利益,令一些地方体育部门往往不择手段,进而赛场上衍生出各种“黑幕奇闻”和不正之风。“虽然体育精神讲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但这一切都是在公平、公正、阳光的前提下进行。在赛场上,金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国的体育水平,但公平正义更代表 着国家的体育形象,为了追求金牌而产生体坛腐败,不但与体育的原始精神价值背道而驰,也是在抹黑中国的体育形象。”田思源说。

国家体育总局就中央巡视组提出的问题,公布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就是“今后在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不公布金牌、奖牌榜”。今年在天津举行的全运会就首次取消了金牌榜。

对此,舆论褒贬不一,有评论认为不公布金牌榜无法根治“金牌至上”的顽疾,属于“换汤不换药”。“民众反感的不是金牌榜,而是为获得金牌产生的种种腐败行为,关键是要扭转以金牌为导向的体育考核体系和发展模式,只有建立科学、全面的体育发展评价体系,‘金牌至上’的观念才能消除。”田思源说。

防止和遏制体坛腐败,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在田思源看来,中国体育法治现状目前存在“四化”短板——立法迟延化、执法利益化、监督形式化和司法边缘化,“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坛腐败防范与治理体系是一项迫切任务”。

(编辑:勉筝)

编辑:勉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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