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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伟:习特会 贸易是会谈的“前线”和“中心”

2017-04-06 17:13 来源: 侨报网 编辑: 苏晚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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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大伟(David Dollar)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是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推手之一;曾任20 年的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之前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助理教授,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短期任教。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

【侨报记者徐一凡报道】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杜大伟(David Dollar)在习特会前夕表示,贸易问题是这次美中元首会晤的“前线”(front)和“中心”(center)。他对于美方如何和中方谈贸易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不要在汇率方面提要求,在储蓄率方面施压,同时重点讨论市场准入问题。

杜大伟表示,贸易和朝鲜问题是本次习特会的两大议题。对于居于“前线”和“中心”位置的贸易问题,美方聪明的战略应该是,认识到中国在汇率方面取得的进步;在降低国家储蓄方面向中国施压,从而缓和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与中方就中国市场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更大程度的开放进行协商。

杜大伟认为,本次习特会最好不要提出汇率议题。虽然多年来,中国积累外汇储备、保持人民币汇率较低的汇率政策是美中关系中的一根“刺”,但是,也应该看到汇率是中国取得进步的重要领域。两年前中国开始逐步减少外汇储备,现在总额已经从4万亿美元减少到3万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例已经从2007年的10%下降到2016年的不到3%。其他变化还包括资本流入变成资本外流等。因此,美国应当欢迎中国近来在保持其贸易加权汇率稳定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把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既不准确,也没有好处。

在储蓄率方面,杜大伟认为美方可以向中方施压。他指出,即使中国贸易顺差只占GDP的3%,数额依然巨大。持续贸易顺差背后真正的问题在于储蓄率,远远超出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标准。中国的储蓄率大约是GDP的50%。而高储蓄率的背后,其“储蓄”并非在于家庭之中,问题在于许多国有企业或国家控制的企业,使得“储蓄”根本没有进入家庭。如果更多的国民收入进入家庭,那么国家储蓄率会自然降低。这可以作为衡量国企改革的手段,比如中国始终通过国有银行的借贷保持僵尸企业不倒,等等。美方应当鼓励中国关闭破产企业、促进企业私有化,以提高家庭收入,从而促进消费;另一方面加大对公共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促进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变,也可以使得中国在不依赖贸易顺差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这对美国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市场准入问题,在杜大伟看来这是此次习特会应当重点讨论的议题。加快消费增长有利于减少巨额贸易顺差,而如果中国消费更多的进口商品将更有帮助。中国的市场准入限制了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比如汽车行业,高关税和许多中国国内的旧标准使得美国制造的汽车在中国销量很少。农业领域、金融等服务业领域也是如此。不过,杜大伟强调,以“高关税”威胁中国,不仅很难让中国屈服,而且如果真的实现,美国经济也会受到极大阻碍。中国的市场开放10年来取得的进步有限,美国应当考虑限制中国国有企业兼并、购买美国企业,以回应中方在“互惠”方面的不足。美国也可以为私营领域提供一些贸易补贴。

杜大伟认为,这次习特会某种程度上是一次“认识彼此”的会晤。美方应注意少威胁,尤其是不要公开威胁。向中国知会美国可能采取的措施,不失为好的外交手段。最重要的是,鼓励消费、加大开放是中国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以与中国就这些可以有益于双方的变化进行协商是有可能的。

(编辑: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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