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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人士呼吁建“新广场协议” 目标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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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2 19:23 来源:侨报网 编辑:萨萨

侨报网综合讯】2015年,人民币连续贬值、美元持续强势,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暗示或将加大货币宽松力度,让全球外汇市场风险初露端倪。2016年初,日本央行宣布引入负利率令日元陡跌,这一系列汇率风波使全球外汇市场危机四伏。在此背景下,美国有市场人士最近呼吁,让1985年成功化解全球外汇市场风险的“广场协议”重出江湖,在全球汇率市场波动加剧之时,携手加强外汇市场干预,阻止美元进一步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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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片

“广场协议”是指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对外贸易逆差剧增,美国政府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PlazaAccord)。

最终,“广场协议”大获成功。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约200日元,跌幅为25%;随后近两年时间里,美元对日元仍维持持续贬值,累计下跌超过40%。

也就是说,当时为了使美元不再疯狂升值,其他货币不断贬值,造成美国出口逆差,导致全球汇率危机,美、日、德、法、英五个国家联合制定了阻止日本和德国货币持续贬值的对策,以此遏制美元大涨。

历史总是不断地反复,这次,人民币不断贬值,美元疯狂升值,像极了当时的外汇危机。所以华尔街人士认为,应该重新启动“广场协议”。

瑞士宝盛银行亚洲区研究部主管马修斯(MarkMatthews)表示:“市场往往是贪婪和恐惧的较量,而现在看不到贪婪,已经全是恐惧。”

德意志驻纽约外汇研究部门主管AlanRuskin提出建议:“美国和其他主要央行是时候考虑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支持中国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转变了。”他认为,强势美元既会伤害美国,也不利于其他全球经济体。

这一声音随后得到了美林银行的呼应。美银美林首席投资策略师MichaelHartnett 1月28日表示,目前全球经济遭遇的威胁与1985年相似,近乎疯狂的货币政策没能有效地带来广泛的、持续的经济复苏,全球货币政策者必须携手合作,开展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PlazaAccord)式的合作来刺激全球经济,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央行达成新的美元互换额度,法国、德国和英国承诺提供财政刺激政策。

以上这些华尔街金融精英们呼吁的,就是“新广场协议”,不过这次,针对的是中国。

美银美林首席投资策略师MichaelHartnett、德意志驻纽约外汇研究部门主管AlanRuskin先后建议,可以引入新的“广场协定”。

AlanRuskin表示,在本轮美元升值大行情中,如果中国外汇储备跌破充足水平,或者人民币贬值幅度超过各方意愿,那么届时美元将暴涨,继而对全球经济造成伤害,最终,联合汇市干预行动将是首选。以此,要先支持人民币并抑制美元进一步升值。

Alan Ruskin认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汇市干预行动帮助阻止了前两次的美元升值,而本轮美元大行情中很可能需要采取类似行动。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中国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能在6个月内就会跌至充足水平之下。如果人民币贬值的幅度超过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意愿,或者中国外储消耗速度仍没有放缓,那么,则会导致美元暴涨,从而对美国和全球其他经济体造成损害,最终,协同干预措施将可能是首选。

不过,有评论认为,“广场协议”可以调节一时之需,却会对目标国经济造成极大伤害。

可是,在不少人看来,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造成之后日本“失落十年”的罪魁祸首。也就是说,在日元大幅度升值后,造成了当年日本通货膨胀和经济不断下滑。

那么,新广场协议真的能成为救市良药吗?

华尔街分析师相信,全球不协调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不同货币实质上被高估或者低估,这种实际汇率的异常偏差需要被修正。

中国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认为,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走势背离,表明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侵蚀比以往更为明显,美联储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得不开始考虑全球金融市场对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但也有业内人士表达,现在制定“新广场协议”时机并不成熟。

法国第二大银行法国外贸银行分析师派翠克(PatrickArtus)认为,目前并没有必要推行“新广场协议”,无需采取联合汇率干预措施。

派翠克分析称,虽然目前以日本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央行正试图令本币贬值,但与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时不同的是,没有明显迹象显示这些国家经济出现异常并发展到需要实施联合汇率干预的水平。

“唯一显示出汇率异常的地区是那些除了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不过这些国家汇率尽管被高估,但它们并没有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除此之外,派翠克认为,其余地区的实际汇率和经常账户余额的异常程度也比以往要小,因此目前汇率风险并不突出。

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Bank)分析师PatrickArtus认为,除了中国之外,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实际贸易加权汇率或多或少都恢复了正常水平,中国近期的实际汇率升值幅度并不大,其余地区的失衡程度都在减缓,现在没有必要启动“新广场协议”。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邓海清认为:“汇率问题从来都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即使号称最为市场化的美国,仍然长期对汇率存在明显的政治倾向。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还是上世纪90年代后半段的强势美元战略,或者2000~2007年的弱势美元战略,都表明美元汇率首先要服从于国家战略。

因此,邓海清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美元不显著走强的情况下,先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更为有利。”

摩根士丹利全球外汇策略主管HansRedeker去年秋季也曾表示,签订新广场协定、或者采取任何层面的直接协同干预市场行动的“条件尚不具备”,要想实现这些,必须有某一方让步。为应对汇率波动,决策者必须先解决根源问题,即各方对相对投资回报的预期存在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时间226至27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上海召开,业内普遍预期,此次会议将为全球货币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商讨如何化解外汇市场风险、增强合作的机会。

(编辑:萨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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